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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忠诚奉献，守护万家灯火******

　　1月10日，是中国人民警察节。

　　打击犯罪、抢险救灾、抗击疫情、重大安保……人民警察总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

　　这支英勇的队伍，以忠诚担当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以辛劳奉献谱写了“两个奥运”的平安乐章，以冲锋在前全力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回望2022年，是一个个勇于担当、英勇无畏的“公安蓝”身影，扛起了守护平安的重任，让群众感到安全保障就在身边。

　　岁月写满忠诚，见证不凡历程。全国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重要论述、重要训词精神，深入推进“公安心向党、护航新征程”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培育和引导广大民警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命感，不断增强人民警察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凝聚起护航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以实干诠释忠诚，以奉献彰显担当。广大公安民警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挥汗水、洒热血，为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筑起铜墙铁壁。

　　 英勇无畏，热血铸忠诚

　　 “穿上警服，就扛起了使命”

　　澜沧江穿城而出，原始森林藤蔓相交……在毗邻境外毒源地“金三角”的西双版纳，移民管理警察与毒贩的战斗从未停歇。

　　抓捕毒贩时激烈枪战、追击堵卡中极速“飙车”、乔装打扮后深入虎穴……这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副队长蔡晓东的真实工作场景。这次，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2021年12月4日，经过前期摸排侦查，专案组决定对一起携带大量毒品入境案展开收网行动。随着3名嫌疑人进入设伏圈，专案组果断出击抓捕。

　　“行动！”蔡晓东率先冲出，并大声喊道：“警察，别动。”追捕中，一名疯狂逃窜的嫌疑人突然转身，枪声响起！“有枪！”蔡晓东大喊，随即护住紧随其后的战友，他腿部中枪后仍然英勇还击、继续追捕。枪声响彻山谷，蔡晓东多处中弹，他强忍疼痛拼命向前，但终因伤势过重，倒在地上，38岁的生命就此定格。

　　这一年的冬天，无数人记住了蔡晓东。作为长期战斗在边境缉毒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这一次，他的照片没再打上马赛克。

　　缉毒之战，生死之战。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禁毒局）支队长（局长）周脉军的从警经历里，有不少命悬一线的故事。

　　一次，周脉军带队截停一辆有运毒嫌疑的货车后，司机突然摇起车窗挂上挡位，反常的举动让周脉军心里一惊，嫌疑人想要冲关逃跑！他二话不说扒上车强行开门，这时嫌疑人猛踩油门撞开了拦截的警车疯狂逃窜，周脉军挂在车门上被拖行数百米，直到车辆转弯时车速稍减，才寻机翻滚到路边草丛里，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迅即朝着车轮连开数枪逼停车辆，嫌疑人最终被抓获。

　　“穿上警服，就扛起了使命！”为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10年禁毒生涯的3000多个日夜里，周脉军时刻将出征的行囊放在身旁。在崎岖山路上生死追击、在深山密林中地毯式搜索巡查……周脉军清楚地记得每一次险象环生的抓捕，每一次与家人依依不舍的诀别，“只要能保一方平安，对得起身上的警服，那就值！”

　　 人民至上，奉献护安宁

　　 “不畏千难万险，要把安全留给群众”

　　“不怕牺牲，迎险而上”，这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防爆安检大队大队长贺丽远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话。把安全留给群众，把危险留给自己，确保每一次任务万无一失，这是排爆警察的忠诚担当，也是贺丽远24年的坚守。

　　“我是警察，负责防爆安检工作，和火车站、机场安检的工作一样。”2020年以前，被问及工作，贺丽远总是含糊其词，工作任务瞒了家里20多年。

　　20多年里，等待贺丽远的，永远是未知的挑战和危险。

　　一次，在昆明某超市发现爆炸物，当时正值商场人员最密集的时候，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豁出去了。”经过批准，贺丽远进行人工拆弹，也开始了和“死神”的博弈。他用工具刀将胶带和外包装一层层剥开，当看到里面的闹钟时，他的心提了起来——闹钟上的定时指针已被破坏，炸弹随时可能爆炸……30分钟后，炸弹成功拆除。脱下排爆服，贺丽远又是一身的汗水。此时，指挥中心传来消息，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并供述了炸弹设定的爆炸时间——只剩不到10分钟。

　　“不畏千难万险，要把安全留给群众！”24年来，贺丽远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做到了700次涉爆任务，700次成功处置，零差错、零失误、零伤亡。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人民警察的本色所在。走进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莲前派出所，就能看到一座洁白的莲花雕塑。这是辖区群众根据派出所名字中的“莲”字设计的，莲前派出所几代民警将雕塑矗立在院子里最显眼的位置，成为警民心连心的标志。

　　前埔南社区是厦门市最早一批拆迁安置房、统建房聚居地，居民成分复杂。社区民警张剑牵头成立“社区关爱中心”，常态化开展亲情式、守望式、陪伴式关爱行动。民警扎根群众，把“第二张办公桌”搬到群众家门口，将警务网格与社区网格深度融合，成为群众身边最暖心的“近邻警察”。近5年来，莲前派出所共收到锦旗187面。

　　 信仰弥坚，坚守作表率

　　 “为了群众的利益，再苦再累都值得”

　　“人民警察是为群众做事、保护一方平安的崇高职业，我想加入这支光荣的队伍。”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网安大队三级警长刘亚斌2006年1月参加公安工作，他始终不忘从警初心，忠实践行入党誓言，长期在基层一线忠诚履职、拼搏奉献，2022年5月7日因连续加班突发疾病不幸殉职。

　　“为了群众的利益，再苦再累都值得。”刘亚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面对日益突出的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罪，刘亚斌注重在“防”上求创新、求突破，认真总结电信诈骗类型及防范措施，通过多种形式，为群众讲解预防电信诈骗知识。

　　在办案中，运河分局刑警大队发现，分局辖区共受理租赁公司报案50余起，被骗车辆90余辆，众多车辆被嫌疑人租赁后以低价转卖或抵押。在破获的一些案件中，嫌疑人作案时使用的车辆几乎全部来自租赁公司。刘亚斌牵头研发专门的信息系统，将辖区内的汽车租赁公司全部纳入管理范围，经过大量调查，最终连续破获了多起典型案件。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管辖着国道109线（青藏公路）海拔最高的181公里路段，平均海拔4800米，年均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年均7级以上大风天数达200余天，年均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一路走四季，十里不同天”“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夏季穿棉袄”是安多交警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

　　面对高寒缺氧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安多县交警大队全体民辅警坚守岗位，克服困难，用心用力用情做好指挥交通、维修故障车、救助群众、铲冰除雪等每一项工作。2017年以来，交警大队在109国道累计成功救助了2000余名困难群众，收到群众寄来的锦旗、感谢信800余封（件）。

　　扎根一线、恪尽职守，不怕牺牲、顽强拼搏，人民警察这支英勇的队伍涌现出一大批顽强拼搏、忘我奉献的英雄模范，有太多名字值得我们铭记。

　　训词牢记于心，擎旗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公安民警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忠诚履行新时代公安机关使命任务的强大动力，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万家灯火而不懈奋斗。（本报记者 魏哲哲）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